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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土:中国逻辑

本帖最后由 井中之蛙 于 2018-6-11 07:40 编辑

此文在本公众号已推过,今补充最后一部分重发,已读过本文的朋友,径直阅读最后一部分可矣。

近来对逻辑大感兴趣,除了将大学里学的《形式逻辑》翻出来读外,就还买了些西人写的逻辑著作。然愈读愈糊涂,刚开始尚希望以有限的逻辑知识来辨析常见之思维谬误,于是而有《常见思维谬误》一、二、三,但辨不胜辨,最后彻底陷入混沌之中。

今晨醒来,突然开悟:却原来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逻辑,一种中国逻辑(之前韩寒说过,可惜我没有感觉)。此前我是将中国逻辑生搬硬套入逻辑之中,难免会出现混乱。一旦将此两者分开,中间画上一道楚河汉界,自然就不会发生混乱了。

帕斯卡尔言,人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而逻辑便是帮助人们更好运用思想的,无论归纳法,还是演绎推理,均助人增强思辨能力,以明辨是非、真假,追求真理为鹄的,就像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一般,真理面前同样人人平等,这是逻辑。

而中国逻辑是在漫长的君主专制统治时期形成,并为此而服务的,其最高目的为维护皇权统治,最大特点是整体性感觉思维,而不是条分缕析的理性思维。具体而言,它是在等级制下进行的,不能跨越雷池一步: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并且要为尊者讳(耻),为亲者讳(疾),为贤者讳(过),也就是说,这些红线无论如何不能跨越的,否则便有生命之忧。不存在什么真理,更谈不上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了。明代的李贽跨越此红线,“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结果呢?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关于逻辑,西人高头讲章多了去了,不再赘述。这里只想谈谈我对中国逻辑的一点粗浅之认识与体会。

其实,我们每天都生活在中国逻辑的思维模式中而不自觉。可假如你将此放在真正的逻辑这面镜子前面,马上就可看得一清二楚。比如,亚里士多德认为,

“把不是什么说成是什么,把是什么说成不是什么,这是假的;把不是什么说成不是什么,把是什么说成是什么,这是真的”,他终身以求真为目的。台湾殷海光先生便将“是什么,就说什么”奉为行动之圭臬,而不惜为此付出惨痛之代价。然我们惯常的思维,却不以是非为是非,而是以亲疏、权威、尊卑、利害、等级、好恶、圈子、种族、地域、人数、党派、阶级等为是非(详见《是是非非》)。

撮其要者而言,中国逻辑大约可分以下几类:

第一,浑饨一片。诚如孙隆基先生所言,与西方的个人主义相对立,国人以家族为单位,故而每每丧失个人这个主体,导致家、国、天下不分,所谓“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是也”。普通读书人多做此想,然皇帝内心却是十分清楚的,如汉高祖刘邦就认为整个天下都是他的产业,并问其父,他的产业与哥哥的哪个更大?此点直到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才想明白,他认为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原句是:“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当然,他的这一言论,很快就被篡改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了。

在此迷雾之中,自然难辨东西,于是“没有祖国,你什么也不是”“没有单位,你什么也不是”,“像对待领导一样对待父母”之类奇谈怪论就纷纷出笼了,并得到了许多人的高度认同!浑水好摸鱼嘛。

今日,在许多民主国家里,个人、政党、政府、国家、民族等概念之间的界限非常清楚。然在我们许多人心中,却是浑然一体的,而这正是中国逻辑之一大特色也。

第二,与混沌一片相对应者,便是极简之二分法:非黑即白,非好即坏,没有灰色的过渡地带。比如“文革”中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方压倒东风”,只有两极对立,没有妥协存在之余地,更无双赢之可能。

比如去年底甚嚣尘上的“拒绝洋节,从我做起;传承文明,过中国节”“抵制圣诞,中国人不过外国节”之类,似乎只有过中国节才是传承文明,过洋节就是践行野蛮了。

第三,  诉诸感情而非诉诸理性。最典型的例子,便是钓鱼岛出现争端了,便去打砸日本车和开车的中国人,全不去想,这些车大部分是中国工人生产的,车主也是自己的同胞,花自己的钱购买而来的私人财产,而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体现在微信上,便是“是中国人看完都转了”之类煽动民族情感的话,似乎不转就不是中国人的。我就不转,可一觉醒来,不照样不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吗?即使我想成为美利坚公民,可美国政府能发给我绿卡吗?

第四,一孙悟空吹毛变出千千万万个小孙悟空是也。民国之前,天下是皇帝家的,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皇帝被推翻了,然其阴魂不散,就像是孙悟空一般,拔一撮毫毛一吹,就又变幻出千千万万个小孙悟空来。

君不见,在老B事件时,就有人公开发文称“老B必须向全国人民道歉”。近日中兴事发,就有人在QQ空间留言“有全国13亿人民做后盾”云云。这些自告奋勇代表全国13亿人民,或声称“有全国13亿人民做后盾”者,均是小小孙悟空也。当然,毕竟是共和国时代了,就有人勇敢地站出来回应“只有我儿子能够代表我,凡代表我的,均为我儿子”。

    ……

其实,说一千道一万,中国逻辑的最大特点,便是不讲逻辑。这不,乱翻书,就发现了这样一个好例,说的是明太祖断一杀人案:

洪武年间,有一校尉与邻妇通奸,晨,校尉见其夫出,即入室登床。夫复归,校(尉)伏床下。妇问夫何故回?夫曰:“天寒,恐你熟睡,故来添被。”乃加被而去。校忽念彼人爱妻如此,而她却负夫,即取佩刀杀妇去。有卖翁常供蔬妇家,至是入,叫无人,即出。邻里人锁卖者抵罪,狱成,判死罪。校尉跪出呼:“妇是我杀,奈何累人。”人引见皇上,备奏其事,愿意一死。明太祖曰:“杀一不义,生一不辜,可嘉也。”即释之。(郑瑄《昨非庵日纂》)

你看,这哪里还有什么法律啊。虽然明初即修《大明律》《明大诰》《明会典》等法律,但罪与非罪,全在皇帝一念之间,皇帝的话就是最大的法律!

如此厉害之中国逻辑,便是那留学美、英、法等国归来之金岳霖先生,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当过教授的钱学森先生,最后也完完全全地给彻底同化了,正如当年中国文化同化满人入侵者一般。比如金先生在他主编的《形式逻辑》中就有这样的例句“无产阶级革命必然胜利”“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及三段论:

代表反动的总有一天要失败。

美帝国主义与中国反动派代表反动,

所以,美帝国主义与中国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

代表进步的总有一天要胜利,

我们代表进步,

所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第四章:《演绎推理》)

而大科学家钱先生更是运用严谨之科学精神精确计算出亩产万斤之完全可能。

呜呼!厉害了,中国逻辑!

当然,你说他不讲逻辑,似乎也不全是,这不,张维迎先生就认为,鸦片战争之前英国人用市场逻辑同我们谈,我们不答应,结果他们用强盗逻辑硬打开我们的国门。自此之后,我们便一直用此强盗逻辑来思考国际关系,他认为,“强盗逻辑的思维方式有助于激发我们的爱国热情,但只有市场逻辑的思维方式才有助于我们的幸福”(张维迎《不用强盗逻辑思考国际关系》)。那如此说来,我们就还是有逻辑的嘛。


而中国逻辑之最大群众基础,便是绝大多数国人从不思考问题,只是人云亦云而已。


明白了中国逻辑与逻辑之区别后,我一下子觉得神清气爽、精神倍增了。然而不然,好景不长,便又有一问题浮上心头:

中国逻辑与逻辑,本不是一股道上跑的车,今后,我们如果继续敞开国门,面向世界的话,要么逻辑同化于中国逻辑,要么相反;否则,这不是一股道上跑的车,如何才能够并驾齐驱,而不至于迎头相撞呢?

二O一八年四月廿一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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